《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文，写于1886年初，当时恩格斯六十六岁，在九年以后，恩格斯逝世。因此，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恩格斯晚年的哲学观点，或者用官方的语言而言，是恩格斯“成熟”的哲学观点。
坦白说，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论调，就是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某一阶段，用“成熟”来加以评价。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成熟”都在他们的晚年，那么毛泽东的思想又在何时“成熟”呢？按照现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或者更严格地说，对于“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可以看出那基本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在这之后的毛泽东的思想又该如何形容呢？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理论思想，既然被排除在“成熟”部分以外，那么究竟是“熟过头”以至于烂了呢？还是又返老还童，重新变得“青涩”了？
在我看来，比起《终结》一文中恩格斯的成熟思想，我反而更欣赏青年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比如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等青年时代的文章，那种充满自由的文字看来总是觉得深深有同感，而正当我暗喜自己与伟大革命导师心灵相通的时候，却被老师一头冷水浇下，说这些文章都是马克思早年的著作，是他“不成熟”的思想，里面还有很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看来年轻人果然还是容易只看表面，却看不到实质啊。
我并不否认《终结》一文——至少是节选部分——写得很好，点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深刻剖析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并从十九世纪科学三大发现开始，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从自然界联系到人类世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一环套一环，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得淋漓尽致，让人无法辩驳。然而，越是如此，却让我越不舒服。比如下面这一段：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
恩格斯是自然科学的虔诚信徒，这非常自然，因为这是唯物主义全部思想基地。他否定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其依据也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能力。的确，恩格斯并没有夸大科学的能力，而且在他逝世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科学的能力较他的年代更为可观，我们的生物科学已经不仅仅能够从煤焦油里提炼出茜草的色素，而且在技术上我们还能够对我们本身这个族群进行改造，基因技术让我们已经看到对自身的基因进行优化的可能，从而使生下来的孩子能够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并不总是沾沾自喜，相反却越来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担心，基因改造技术一旦展开，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种族，这个种族和以往不同，他们将具有真正的种族优越性，而原来的未改造的人种是否会就此灭亡。正如同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所说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我们一步一步夺过自然的权力时，这种同样缺乏监督的权力所导致的危险，又岂是可以小觑的？科学纯粹只是一股盲目之力的发达，只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快，却无法指引我们正确地方向和规避远方可能的危险。这样一来，我们走得越快，也许只是死得越早，“赶着去投胎”罢了。
科学从根本上说是无力确立人性的意义的。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忏悔录》中解析过科学在这方面的无能，甚至是有害。这一著作是托尔斯泰在因生命的虚空而去寻求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形势下写就的，他从科学知识中了解对生命起源的解答时极为失望，认定所有科学在不触及生命的本质问题时是清晰的，一旦涉及，马上变得模糊不清，答非所问。比如当你问：“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科学回答：“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托尔斯泰非常失望，“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是无限的粒子，不仅不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的确，科学一直在干着取消意义的工作，取消了人的意义，取消了生命的意义，取消了世界和宇宙的美学意义。比如我们问：“这么美丽的颜色有什么意义。”科学回答：“色彩是虚假的，它只是人类眼睛的错觉，因为它自身只是一段波长范围内的光波而已。”当我们问花和果实的意义时，它同样取消了意义，认为这只不过是一颗种子死亡后所必然发生的。如此等等，一推论，一切都成了无意义的对象。
我们不断地探索着未知世界，知道的越来越多，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其中甚至可能将会包括我们的后代。然而，我们又真的知道了么？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然而，科学的发展却告诉我们，上帝并不存在，我们不过是宇宙中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恒星第三个行星上所演化出来的，而且这个宇宙也并非是永恒，宇宙产生于大爆炸，也会有它消亡的那一天——一切事物有始有终，这一切都很符合辩证法——那么，我们自身就从目的一下子变成了过程，而且只是宇宙这个大过程中的一个小过程，那么，我们将能够知道我们出现在宇宙中的意义所在么？佛家有云，须弥纳于芥子，也许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不过被包含在另一宇宙的一颗原子之中，而我们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也都包含了一个宇宙。也许，这将是人类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从这一个角度而言，恩格斯将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漠的不可知论轻易全盘否定无疑是显得轻率了。
泰戈尔在其随笔《人格的世界》中曾有一段十分漂亮而有趣的与科学的对话：
“‘夜像它白昼母亲刚生出来的黑暗孩子。亿万星宿围绕在它的摇篮周围，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护着它，惟恐它惊醒过来。’我准备就这样一直写下去，然而我被朝我微笑的科学打断了。她反对我关于星球是静止的说法。倘若那是一个错误，那么不能归咎于我，而应归咎于那些星宿自己。它们确确实实地是静止的，那是一个不能辩争的事实。但是科学要辩争，这是她的习惯。她说：‘当你认为星宿是静止的时候，只是你离它太远罢了。’我的回答是现成的，‘当你说那些星宿在运动的时候，只是说明你离它太近罢了。’科学为我的轻率而感到惊讶。然而我坚持我的立场，并且我要说，倘若科学有自由站在近的一边来攻击远的一边，那么她就不能责备我站在远的一边来质问这近处的真实性如何。科学确信近距离的观察才是最可靠的观察。然而我怀疑她的看法是否前后一致。因为，当我相信我脚下的大地是平坦的时候，她又要纠正我说，近距离的的观察不是正确的观察，为了达到完全的真理，必须从远距离去看……”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姑且请允许我把它们都称为真实：科学的真实和信仰的真实，或者——毕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的课程论文——让我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形容，那就是真实的真实和虚假的真实。我承认科学所代表的真实是真实的，可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哪一种“真实”能够让我们更快乐、更幸福？
正如同恩格斯成熟的思想却不能让我喜欢一样，真实的事实却不能让我们快乐，因此，恩格斯越是写得斩钉截铁，却越是让我不安。我不禁想到鲁迅所说的铁屋，假如铁屋并没有着火，里面的人也并无生命之忧，那么，我们究竟是应该让他们继续在睡梦中做着美梦，还是把他们一个个全部叫醒，从此开始面对漆黑的铁屋？前者并不真实，但至少他们的感觉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并无害处；后者是真实，但是，却是痛苦的真实。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斗士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种族对于法西斯主义一样重要，由此引发出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恩格斯否认存在一种普适的道德，也就是说，不存在一切时代和一切阶层都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伦理，显然，他们把一部道德通史完全断代化了！于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新面对道德的荒原，必须重建自己崭新的道德，这样促成的可怕后果就是：每一个幼稚的新时代都获得了轻率地指责已被世世代代相沿遵循的古老的道德的权力。作为一种有选择的批判本无不可，但事实却是：恩格斯骨子里对以仁爱为主体的道德和价值理念的不信任。因为他的基本理念是来自于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于是他忘了促进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是以爱为主体的和谐动力，于是，他的哲学煽起的是阶级仇恨，他的思想投入社会激起的是不安和敌视。
我承认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因此我更加觉得难过，因为这让我必须连带着承认，人类是一种贪婪而富有攻击性的动物，并且常常内部争斗。然而，这种争斗果然是历史发展的途径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历史演化的过程用“发展”两个字来概括，其理由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然而，这就是衡量历史发展的尺度么？生产力提高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果真就比以前的人们快乐了么？我不知道。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它从一个角度切实描绘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此，我无法否认。然而，另外一点我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在了解这种真理并且也认识到了这种真理以后，真理却消解了生活中的很多意义。的确，真理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不需要意义，但是，我们是人，我们需要意义，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化解的矛盾吧。突然明白了，为何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规律”的伊萨克·牛顿，为什么会在晚年依旧皈依上帝。也许正是因为上帝那里没有真理，但是，有人生的意义。前者是整个人类所需要的，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所更需要的却是后者。
